蘇軾是北宋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領袖，其文學創作代表了宋代文學的頂峰。他與父蘇洵、弟蘇轍皆以文著稱於世，合稱「三蘇」，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其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又與陸遊並稱蘇陸；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兼具豪放高曠與清麗韶秀之風；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輝煌了湖州竹派。

蘇軾不但是全能的詩、詞、文作家，書、畫藝術家，他熱情曠達的性格、無畏逆境的精神，啟迪一代代讀者，尤其為人稱頌。

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正月，蘇軾與弟轍隨父洵陸行出川，進京參加禮部考試，接著再參加殿試，二人獲得優異成績。一時間，「蘇氏三父子」的名聲傳遍京師。正當蘇氏二兄弟顯露鋒芒，準備進入仕途之際，不幸由家鄉傳來蘇母程氏夫人病故的消息，三蘇立刻返回故鄉眉山服喪。嘉祐四年（一○五九）蘇軾與弟轍守完母親程氏的丁憂之喪，蘇洵決定離開四川眉山。十月，帶著蘇軾、蘇轍二兄弟出川進京，同行的還有兒媳和一歲的長孫邁。此次出川入京，主要是等待授任。對蘇家言，舉家遷往京師，是新生活的開始。有別於第一次出川選擇的陸路方式，此次走的是水路。次年正月，到達江陵，改走陸路，經襄陽、唐州、許州、汝州，於嘉祐五年（一○六○）二月抵達京師開封。這四個月的旅程，三人皆有詩文之作。由眉山到江陵水路的部分共一百篇，由蘇軾作敘，是為《南行前集》。此集編成於江陵的驛舍中。由江陵陸行到開封的部分為《南行後集》，則由蘇轍作引，共有詩文七十三篇。可惜現存只有蘇軾所寫的〈南行前集敘〉，蘇轍所作之引則已亡佚。

由〈南行前集敘〉可知，這趟出川之行所寫的詩文「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就是說不是為文而文，目的在「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所記錄的是「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舉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這也概括了蘇軾南行詩的主要內容。據孔凡禮撰的《蘇軾年譜》統計，其中蘇軾所寫的詩文在《南行前集》中共有四十六首，二首為賦（〈屈原廟賦及灩澦堆賦〉），詩則有四十四首。但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的《蘇軾詩集合注》的卷一則收錄四十二首，卷二屬《南行後集》的部分，收錄的蘇詩則有三十九首，總計南行時的蘇詩有八十一首。

《南行集》所收錄的蘇詩，為蘇軾詩現存最早的一批作品。但蘇軾在自輯的《東坡集》卻不收入這些詩作，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為冠。近人在分析蘇軾作品，也多沿蘇軾之例，不採此時期的作品。

宋仁宗嘉祐五年（一○六○），三蘇到達京師。同年仁宗皇帝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脩以才識兼茂推薦蘇軾；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陳畋推薦蘇轍。六年（一○六一）兄弟二人參加由天子特詔舉行的制科之試，蘇軾優入三等，蘇轍入四等。蘇軾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二月赴任。英宗治平元年（一○六四）十二月罷鳳翔任，於治平二年（一○六五）乙巳正月還朝，二月任職於直史館。據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的《蘇軾詩集合注》收錄此時期的詩作共一百三十五首。

鳳翔府位於關中西部的渭河流域一帶，轄管數縣，治所設於鳳翔（今陝西省鳳翔縣）。鳳翔為古代周王室所在之地，春秋時為秦國的疆域，漢唐時期為政要之地，宋金時則是軍事重鎮。從地裡的位置上看，其位於隴蜀交通的要地，是絲綢路上的藝術之鄉，古蹟名勝相當多。蘇軾性喜登臨懷古，徜徉山水間，鳳翔的古蹟觸發蘇軾很多創作上的靈感。三年的任期雖然不長，但這是他第一次當官，心中充滿為民服務和報效國家的熱忱，為當地的百姓做了許多事情，如改革衙前之役、以官榷優與人民、免除積欠、為民祈雨、修浚東湖等，當地的百姓尊稱他為「蘇賢良」。這些生活上的點滴，成為鳳翔詩中重要的內容之一。

蘇軾在鳳翔的創作除了上面所述外，另有一部份很重要的書寫，是和弟弟子由之間的唱和。此次赴任是蘇軾與弟弟相處二十幾年以來第一次分別，他們二人從小一起玩，一起讀書，同時進京赴考，同時登第。兄弟彼此扶持，到了晚年仍然不變。如今分別，情感頓失依託，只有借詩作唱和與書信往來表達關懷。因此與子由的唱和詩作，成為這時期作品中的一個特色。

治平二年（一○六五）正月，蘇軾由鳳翔回京供職，與父親和弟弟一家人團聚，差判聞鼓院，蘇轍也於三月任大名府推官。不幸，五月軾妻王弗病故。十一個月後，蘇洵也因病去世。蘇氏的家運，正如蘇洵所言：「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六月，兄弟二人扶護父親和王弗夫人的靈柩，一舟二棺自汴入淮，泝江而上回鄉。治平四年（一○六七）八月，合葬父母於武陽縣安鎮山的老翁泉，並遵從父訓，將夫人王弗葬於側。熙寧元年（一○六八）七月除喪，十月蘇軾續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為繼室。十二月，兄弟二人攜眷還京。臨行前，鄉人來送行，並於蘇家老宅旁種荔樹一棵，願荔樹長大之時，可以見其回鄉。二十二年後，蘇軾任於杭州，曾追憶此事說：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髯三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在。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寄蔡子華〉）

只是這次離鄉，蘇軾至死再也沒回過眉山老家。

熙寧二年（一○六九）蘇軾返朝，王安石正如火如荼的推行新法。蘇軾反對荊公的新法措施，上了〈議學校貢舉狀〉和〈上神宗皇帝書〉等，言新法的弊害。進而遭受新黨呂惠卿、謝景溫等人的打擊排擠。為避開捲入政治的風暴中，蘇軾請求外任，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判杭州。熙寧四年（一○七一）十一月到達杭州就任，至熙寧七年（一○七四）九月罷杭州任，改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十一月到任，熙寧九年（一○七六）十二月再罷密州任回京，在任兩年。熙寧十年（一○七七）二月蘇軾回京抵陳橋驛時，朝廷改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改權知徐州軍州事，於同年四月到達徐州，二年後（元豐二年（一○七九），三月又改知湖州，七月就因烏臺詩案被逮捕入獄。

杭、密、徐這段外任的時間，是蘇軾詩作創作的高峰期，詞體的創作也在此時期出現，雖然此刻詞作的成績不能與詩相比，但經過此階段的鍛鍊後，蘇軾一洗傳統「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的詞態，以豪放之姿為詞壇帶來新的氣象。

所謂的杭、密、徐時期，係由神宗熙寧二年（一○六九）己酉蘇軾服闋還朝起，至元豐二年（一○七九）己未正月在徐州任，三月後移知湖州道中的作品。以此做為時期的劃分，乃因此時期是新法正大肆的在全國實行，蘇軾雖然避離政治風暴的中心走向地方，卻面臨前所未有的矛盾。他反對新法，但身為地方官又不得不依新法行政。他為百姓感到不捨，卻又得含著淚為被新法所害而入獄的百姓斷獄。在這段時間裡，外在的因素幾乎相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充塞在蘇軾的心中。

蘇軾這時期除了抒懷的作品之外，還出現很多政治諷喻詩和反映民情的社會詩。另因宋朝官制有三年一任的規定，蘇軾連連的調動，讓他同時面對送別和離別的人情，在詞體的創作主題上呈現鮮明的特色。因此這一時期蘇軾的作品不僅多，而且呈現多樣的主題，正如林語堂先生言：

他（蘇軾）這段時間所寫的幾百首詩很難找到固定的主調。他寫喜劇詩和諷刺詩，充滿才情的風景詩、抒情詩、喧笑詩，還有不少的含淚作品。在他酒席上喧譁、愉快、嬉笑的外表中隱藏著不安、沮喪、甚至恐懼的精神。沒有人比蘇東坡更充分表達民間的疾苦，他的才華使他將別的作家想要表達的一切更充實、更完整地化為詩歌和優美的文字。

蘇軾這時期的詩詞作品合計約有八百首之多，雖然不易歸納此時期的寫作主調，但由作品的內容還是可以看到蘇軾在作品中關懷的重點，新政造成的國家社會問題，是他關懷的核心，借景抒懷成為他撫慰內心矛盾的良方，和朋友及僧人的交遊往來，則為蘇軾在現實面的冷酷，帶來許多溫暖，這些都是此時期作品內容的重點。

　　蘇軾於元豐二年（一○七九）五月二十日到湖州任，七月二十八日就被御史臺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在任只有二個月又八天而已。沈括是烏臺詩案的始作俑者，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御史臺是中國古代一種官署名，負責糾察、彈劾官員、肅正綱紀，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築巢，乃稱烏臺。熙寧六年（一○七三）沈括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以欽差大人的身分來到杭州。他與蘇軾敘舊交往，離去時要求蘇軾手錄詩作相贈，以為留念。沒想到這些詩作竟成為沈括告發蘇軾詞皆訕懟的證據。神宗雖然對此事置之不問，但元豐二年（一○七九）李定、舒亶由沈括處，學得此一誣害的手法，欲置蘇軾於死地，借此打擊舊黨勢力，防其東山再起。

由於宋朝臺諫的地位是越出執政之外的體制，可以隨時糾正大臣和彈劾執政，並且「風聞言事」，不必為自己的言論負責，所以具有超然獨立和擁有重權的特質。此種政治權力一旦落到小人的身上，就會成為打擊異己的有力武器。元豐二年（一○七九）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為防止王安石東山再起的陰謀敗露，新黨的勢力有日漸走弱的趨勢。神宗皇帝改以王珪為相，繼續領導新政，但王珪的政治聲望和治事的能力都難符合急於事功的神宗皇帝需求。李定等人時為臺諫官，為鞏固既有的權力核心，於此時攘臂而起，願意幫助王珪。當時的政治趨勢是老百姓將希望寄託在洛陽修纂《資治通鑑》的司馬光身上。李定等人為好不容易才擁有的祿位擔心，深怕神宗皇帝真的讓司馬光復出。只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他們無法議論他，故將目標轉到蘇軾的身上，因為王安石曾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黨的幕後智囊人物。既然有沈括誣指蘇軾譏訕朝政的前例在前，為殺雞儆猴，蘇軾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元豐二年（一○七九）六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御史何正臣首先發難，上剳論蘇軾到湖州任謝上表中的文字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意思。接著是舒亶、李定為蘇軾扣上譏切時事、怨懟朝政的大帽子，就此掀起「烏臺詩案」的大風波。

八月十八日蘇軾入獄，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獄，歷時四個月又十二天。這段時間，蘇軾面對審判，捨去詩人以詩詠懷的特質，根據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的《蘇軾詩集合注》收錄的詩作只有〈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用前韻二首〉等。雖然烏臺詩案時，蘇軾尚未到黃州，但它是促使蘇軾被貶黃州的主因，因此將這一時期的詩作，納入黃州時期就具有前因後果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出詩人的心理轉變。

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是人生的一個很大的挫敗，不管在心靈上或生活上都面臨新的考驗。雖然他依舊寫詩，但數量比起在杭、密、徐時期的七百一十九首少了非常多，只有四百一十八首（含烏臺詩案期間的十一首）。雖然他迴避詩歌的創作，卻在詞的創作上找到情感的另一出口。他用詞體寫以前別人沒寫過的題材，不管是日常瑣事，或是歷史懷古，還是生活哲理，都是他在詞體上的創作題材，明顯的將個人的詞風與傳統的詞風劃分開來，展現蘇軾駕馭詞體的才能。此時期的詞有九十餘首，可以說是蘇軾詞作的成熟期。

蘇軾很多廣為人知的經典作品都產生在此一時期，如：詩作〈寒食雨二首〉、〈洗兒戲作〉；詞作〈念奴嬌〉（大江東去）、〈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文〈前赤壁賦〉、〈後赤壁賦〉等。黃州時期對蘇軾而言，不管在人生的歷練，或文學的創作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 肆、元祐時期 |

元豐八年（一○八五）三月宋神宗去世，宣仁高太后聽政，立幼主哲宗為帝，隔年改年號為元祐。元祐總共八年的時間，實際上是高太后主政，罷行新政，起用舊黨。這八年當中，蘇軾幾次進出朝廷，在朝與外任呈現交叉狀態。

在這八年的時間裡，蘇軾受到高太后的支持和恩遇。雖然這期間，蘇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洛黨，在政見不完全一樣，但政治局勢還算穩定，因此元祐時期可以說是蘇軾一生仕宦中最光榮的時期。

元祐時期的蘇軾，雖然忠於職守，努力實現「致君堯舜」的心志，但繁雜的政務，交酬宴饗等等，卻妨礙他在文學創作的發揮，反映政治現實的作品不見了，代替的是應酬次韻之作，特別是在元祐初期，蘇軾寫了大量的應酬次韻詩作，這些作品有走向圓熟的藝術表現的傾向，卻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紀昀對蘇軾這類詩作批評說：「此卷（卷二十九）多冗雜僚倒之作。始知木天玉署之中，徵逐交遊，擾人清思不少，雖東坡之才，亦不能於酒食場中吐煙霞語也。」如評〈次韻錢穆父〉詩為「毫無佳興」、〈送程建用〉詩為「氣自遒緊，但乏深味」、〈送楊孟容〉詩為「以窄韻見長，別無佳處」、〈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詩則是「純以筆力勝，不以性情勝矣」之作。這些次韻酬唱之作，事實上反映了蘇軾的實際生活與交友情形，因為他身在權力核心，忙於政事，交遊的對象多為朝中之士，自然在詩作的創作上，出現官場酬唱次韻的現象。

蘇軾元祐時期的詩作，另有一大特色，就是題畫詩，共有八十餘首，如〈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簍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書李世南所畫秋景〉「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等等，都是這時期非常有名的題畫詩。謝桃坊說：

蘇軾在元祐時期較集中地創作大量優秀的題畫詩，這是因為他在翰苑時有一個產生題畫詩的良好環境。當時結交的友人有許多詩人、畫家、書法家、鑑賞家，他們經常聚會，寫字、作畫、吟唱、鑑賞，成為他們主要的文化生活內容。並將題畫詩視為蘇軾這時期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題畫詩反映出蘇軾在此時期另一交遊的層面多為文人雅士。此種附和風雅的作品，是蘇軾屬於精神層面的表現。

自神宗元豐八年（一○八五）五月起知登州，至元祐八年（一○九三）癸酉九月出知定州，蘇軾在元祐時期的詩作有五百八十五首之多，詞作則有三十八首。詞也呈現如同詩的傾向，有不少的次韻酬贈之作，但寓個人的感懷於其中。總看這時期的詩詞作品，由於蘇軾多把心思放在政務上，因此有「詩才衰退」的現象，連詩人自己都說：「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可見蘇軾也意識到此現象。

| 伍、嶺海時期 |

元祐八年（一○九三）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崩逝，哲宗皇帝親政，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新政諸公重新攬政，元祐舊臣一一遭受迫害。蘇軾於九月以兩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不許朝辭。十月底，蘇軾到定州任。次年四月十二日，哲宗皇詔改紹聖元年（一○九四），恢復新法，由章惇執政。虞策、來之部等人以昔日李定、舒亶的手法，再次以文字羅織蘇軾「語涉譏訕、譏斥先朝」的罪行，製造第二次「詩案」，或許哲宗皇帝念及蘇軾曾是他的老師，沒有興起文字之獄。蘇軾於閏四月三日責知英州，就此開始南遷的命運。

小人對蘇軾的迫害，並沒因為已貶英州而停止。南遷的途中，朝廷三改誥命，最後在六月二十五日，誥下，貶為左丞議郎責授建昌君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當時蘇軾舟行當塗，毅然盡遣家累，獨自帶著侍妾朝雲，和幼子蘇過前往惠州，蘇軾貶竄嶺南的命運就此確定。

蘇軾到惠州不久，朝雲染疾病死，身心受創更深。他原以為惠州是人生最後的落腳處，故在白鶴峰築居，沒想到新居才落成不久，朝廷小人的魔手，又遠伸到惠州。紹聖四年（一○九七）四月貶謫的誥命再次下達，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七月二日渡海到昌化貶所，即今海南島的西北部，古稱儋耳，亦稱儋州。

元符三年（一一○○）正月，二十七歲的哲宗皇帝去世，徽宗繼位，政局再起變化，有利於元祐黨人。五月蘇軾遇赦，六月渡海北歸，七年的嶺海貶謫生活就此畫下句點。隔年建中靖國元年（一一○一）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逝於常州，享年六十五歲（編按，如以西元紀年的算法，則為六十四歲）。

蘇軾謫居嶺海，生活條件比在黃州時更形艱苦，政治處境上更加險惡，當朝小人怕他復起，有欲置其於死地之勢。但是蘇軾歷經黃州時期的磨練後，處境的惡劣早了然於胸，已為自己做了最壞的打算。元祐八年（一○九三）被罷禮部尚書，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時，在東府與子由話別，就說「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東府雨中別子由〉﹚可見他早有客死他鄉的心理準備，反而在精神的層面上，更加超越現實環境的艱難。因此在人生最後的時期裡，蘇軾對敵人的攻擊，總是抱持著逆來順受的心理，平淡的看待一切遭遇，借創作撫慰心靈，成就了次韻追和陶淵明全部詩作的文學光輝。此時期完成並結集的《和陶詩》，占其嶺海時期詩作的三分之一，為此時期創作的重心，也是作品中最大的特色。

有別於和陶詩的平淡風格，蘇軾尚有一些作品保持以往豪放的特色，這些作品反映蘇軾在逆境中的積極人生態度，和儒家的傳統精神與氣節，雖然數量不多，卻頗為傑出。如在惠州所寫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以黃州時所寫海棠詩相同的筆調詠梅花，寄寓「天涯淪落」之意，巧妙寄託對南遷的感慨。另如〈荔支嘆〉，借唐玄宗為搏楊貴妃歡心的荒謬行徑，諷刺當朝和阿諛奉承的小人，再現詩人年輕時嬉笑怒罵的詩作風格；〈六月二十日渡海〉詩意在含蓄中，充滿撥雲見日後的喜悅，和高潔超曠的情懷，這些都有別於和陶詩。

嶺海時期，起元祐八年（一○九三）癸酉九月出知定州，至建中靖國元年（一一○一）病逝於常州。蘇軾這時期的詩作，據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的《蘇軾詩集合注》收錄，有四百五十幾首之多，鄒同慶、王宗堂校注的《蘇軾詞編年校註》收錄此時期的詞作可考者有三十首。有別於黃州貶謫時期，蘇軾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詞作，嶺海時期的詞作非常的少，在以「詩」為創作重心下，蘇軾已脫離對纖纖柔情的追求，這和其在嶺海的生活模式，如潛心研究儒家經典，完成《書傳》十三卷，修補《易傳》、《論語說》等，還有和陶詩中追求平淡的生活滋味，是完全相符的。